人民日报环球走笔:《安妮日记》的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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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-03-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算是乘着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、最为接近所谓原始美国人的白人盎格鲁-撒克逊新教徒们,也同样无法避免这种情况,分裂成了多个无法调和的宗派群体。狂热的信教者反对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;反堕胎者反对支持堕胎者;支持拥枪者反对控枪者;性少数族群权利支持者反对极端保守主义者……当美国的交友网站都在提供同社会阶层、同肤色、同教育水平、同政见人士等等限定条件的时候,每个人就只会跟和自己类似的人群相遇、相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,考试期间需听清系统播放的语音提示,按要求操作。第四,每道题都有作答时限,须在规定作答时间内作答。如果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答的题目视为未作答,系统不会有警告提示,且不可以返回补充作答。第五,考试结束前,考生不得提前离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这首名为《送母回乡》的诗歌,在各大网站和诗词读本中被署名为李商隐所作。3月18日,有网友考证发现,其真实作者竟是当代诗人寓真。  这个错误,一传就是十余年。而其源头,可能是误读了2002年2月21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文章《豪华落尽见真淳——读寓真诗词》。  这篇评论文章称,“不知道寓真是不是受了李商隐的影响……”就此,寓真的这首诗,不知被哪位阅读理解不及格的同学,安在了李商隐头上,并一错再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日报环球走笔:《安妮日记》的力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拐进市中心广场旁的小街,目光扫过出售旅游纪念品的一排小店,停驻在不远处一家店铺门前,那里竖立着一幅近两米高的安妮·弗兰克的照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不是在欧洲的某个都市,而是在秘鲁首都利马。 那个因一本日记而闻名于世的德国犹太小姑娘正面带微笑,注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。   走进店铺,才发现里面陈列着很多与《安妮日记》相关的图片,一群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参观。 门口展板上写着,这是由欧洲犹太人组织与秘鲁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的巡回展。 展览在利马结束后,还将转赴其他地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年前,笔者曾在欧洲工作,在不少地方看过类似的图片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时是在某个城市的图书馆里,有时是在停靠街头的展览车上。 从2005年开始,由荷兰阿姆斯特丹“安妮·弗兰克之家”博物馆发起的全球巡回展,迄今已经走过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,仍未止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安妮日记》的展览走到哪里,哪里就会出现《安妮日记》阅读热,相关的电影和戏剧往往也会同时上演。 自1947年首次出版以来,这本日记已有60多种语言文字的版本,发行量超过3000万册。 《安妮日记》是全球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籍之一,还成为欧洲一些大学的研究课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几十年来,《安妮日记》成为人性、和平、反战和反种族歧视的教科书,成为二战史的“活课本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很多读过《安妮日记》、看过相关图片展或电影电视的孩子们来说,这是他们认识和了解纳粹及其法西斯主义的开始。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,会在翻过日记最后一页的同时,在内心深处将纳粹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《安妮日记》的故事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?因为它来自于最真实的人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妮通过日记的内心倾诉,让人们看到了对生存的渴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妮在日记中表现出的对自由与和平的追求,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共鸣。 它给全世界为和平奋斗的人们带来希望的同时,也让人们对那些试图重温历史旧梦的人格外警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本小姑娘的日记,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对法西斯思潮形成如此持久而强大的威慑力,这对亚洲国家的二战史教育及其相关影视作品的创作来说,具有启示意义。 亚洲的今天,依然面临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威胁,怎样通过二战故事的讲述来巩固和扩大正义的力量,形成更为强大的舆论压力,是值得探讨的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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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,失忆的张某丽只身一人来到高平市,幸得有晋城市高平警方的救助,她没再继续漂泊下去,而是被安顿到了救助站。但这一住就是八年。八年间,高平警方从未放弃,积极协助民政部门对张某丽的信息进行定期比对查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书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,历时六年编写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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